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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并没有科技金融的概念，而目前中国国内也缺乏关于科技金融的公认定义。根据赵昌文等（2009）的定义，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科技部（2011）的定义，科技金融“是指通过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及创业投资等各种资本，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为初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

　　中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与技术创新后发优势的弱化有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尽管国内自主创新对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外源性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也即中国从海外引入技术，将其消化吸收后进行本土化改进与提升，为我所用。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源式技术进步的速度显著下降。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国内技术进步的提速，我们距离国际先进技术的距离越来越近，要实现外源式技术进步，就只能引进国际最前沿的技术，这无疑成本更高、可得性更差。原因之二，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主要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警惕性明显加强，加大了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与打压的力度。在这一方面，美国对我国态度的转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着力打造“3T体系”，也即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与TISA（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服务贸易协定）。美国构造3T体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WTO之外打造一套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并将中国、俄罗斯等大国排除在外。在3T体系中，知识产权条款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是限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能力与空间。

　　科技创新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发明”（Invention）、“创新”（Innovation）、“创新的扩散”（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这三个阶段。“发明带来新的技术、创意和知识，是创新的技术前提。创新是将发明成果首次辅助商业实践的活动，是创新链条的核心。创新的扩散是把新的实践活动引入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获得创新利润的关键”（董昀，2024）。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概括，在0-100的光谱中，发明是指0-1的阶段，创新是指1-10的阶段，创新的扩散是指10-100的阶段。[1]换言之，发明是指技术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创新是指把新技术变为新产品，创新的扩散是指把产品市场化与产业化。从发明到创新，从创新到创新的扩散，需要跨越两道“死亡之谷”。企业家与企业要顺利地跨越这两道死亡之谷，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金融体系的支持。

　　第一，发达国家根据科创企业的生命周期，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广义股权融资体系，从而能够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这套体系包括天使投资（Angel Investment）、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VC）、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Equity Investment，PE）以及资本市场不同板块的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以及增资扩股。在一家公司成立之前，仅凭创始人提供的概念，就可能获得天使投资的支持。在公司成立后，产品研发出来之前，公司就能争取风险投资的支持。在产品研发出来后到大规模投产之前，公司就能争取私募股权投资的支持。而到产品大规模投产，公司具备较为稳定的收入与利润之后，公司就可以争取到高成长板块或者高科技板块寻求公开上市。如前所述，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能够帮助科创企业跨越第一道“死亡之谷”（从发明到创新，或从技术到产品），而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能够帮助科创企业跨越第二道“死亡之谷”（从创新到创新的扩散，或从产品到市场化与产业化）。

　　硅谷银行对科创企业的信用贷款具有以下四方面显著特征：第一，硅谷银行对科创企业的贷款一般采用跟投的模式，也即在科创企业获得VC/PE投资后，根据其获得投资的金额批准一定的信用额度（通常是股权投资金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这相当于硅谷银行利用VC/PE的专业知识，筛选了一批有发展前景的科创企业；第二，该信用贷款可能需要VC/PE提供第三方担保，或者进行知识产权抵押等；第三，硅谷银行通过收取高于一般企业贷款的利息获得收益，并且通常会向科创企业索要3-5%的认股权证。从历史经验来看，硅谷银行从认股权证中取得的收益显著高于此类贷款产生的信用损失；第四，硅谷银行还要求科创企业把资金账户开在本行。通过对科创企业日常资金进出情况进行监控，银行可以从侧面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及时对缺乏资金还贷的企业进行流动性预警和提前处置。

　　第五，尚未在政府、高校、企业、VC/PE基金、资本市场之间构建科技金融的良好生态。例如，目前高校教师从事应用型研究的激励较强，但缺乏动力开展基础研究。又如，迄今为止，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不充分。再如，由于在美国中概股与香港H股股价暴跌，很多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目前动力与信心不足。一个相关的例证是，在世界经济论坛管理层意见调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EOS）中有一个大学与产业合作研发指数（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R&D）。在该指数2019年的排名中，中国仅位列第30位。该指数2019年的前10位国家分别为以色列、瑞士、芬兰、美国、荷兰、新加坡、瑞典、德国、卢森堡与丹麦。

　　第五，中国应该加快构建全国性与区域性知识产权市场的力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力量，努力提高知识产权的定价能力、标准化能力与流动性。在此基础上，提升知识产权作为抵押品、质押品与资本品的能力。从目前国内外实践来看，知识产权质押业务已经产生了如下创新：一是采取多种质押物组合的方式提供融资，也即通过以专利、版权、商标等多种押品组合质押的方式，来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提升贷款企业的违约成本；二是实施银、政、担多方合作融资模式，由银行提供融资，由地方政府提供补贴，由第三方担保公司或保险机构或风险补偿基金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企业则以知识产权为质押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三是设计投贷联动方案，也即银行通过股权投资协议的签署来约束企业的道德风险，同时以知识产权质押为辅来提高违约成本；四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模式，也即以债权为基础资产，以知识产权为质押发行ABS产品，将多家企业债权打包入池，增加债务人分散度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曾圣钧，2022）。

　　第七，发挥中国特色，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让其更好地为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服务。在这一方面，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德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科技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开展融资服务：一是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发放差异化贷款，且贷款利率显著低于市场利率；二是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展“转贷服务”，也即企业向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经商业银行初步分析后提交政策性金融机构共同进行风险评估，申请通过后再由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商业银行通过“转贷服务”可以赚取政策性金融机构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利差，并拓展中小企业客户群。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转贷服务”则可以提升贷款发放效率，弥补其没有网点的补助；三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组建投资基金，对科技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充实其资本金（袁喆奇、许淼，2024）。

　　第八，构建中央与地方风险共担、担保与保险有机结合的信用保证体系。例如，构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理顺再担保体系、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等，通过各方的合力来完善增信、分险与引领功能（张晓晶，2023）。在这一方面，德国担保银行的案例值得参考。德国在1990年成立了担保银行，每年约为一半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德国担保银行不能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发放贷款业务，只能从事贷款担保业务。该行不直接受理企业申请，而是与商业银行进行合作。企业通过商业银行提出担保申请，担保银行经过评估后，将不同申请划分为18个等级并确定担保额度。在风险共担机制方面，德国担保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别承担80%与20%的风险。但由于担保银行承担比例中有65-80%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因此担保银行实际上承担的风险不到三成（袁喆奇、许淼，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