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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2016年6月，E公司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拟引进G私募基金和H私募基金进行增资扩股。乙为感谢甲在企业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的帮助，提议安排甲通过投资G私募基金（该基金是专门为投资未上市的E公司而成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按照每股5.5元的价格取得E公司股本600万股，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间接持有E公司原始股，并告知甲E公司拟上市情况以及其会与G私募基金签订对赌协议（若E公司未实现上市，G私募基金有权要求乙原价回购，并按照年利率10%支付补偿款），甲无需承担市场风险，稳赚不赔，甲表示同意。此后，乙向G私募基金负责人施压，暗示若拒绝甲参与投资将削减G私募基金认购E公司的股份额度，并将该额度交由其竞争对手H私募基金认购。随后，甲违规使用银行贷款资金以其亲戚名义投资132万元至G私募基金（根据相关规定，私募基金投资者应当具备相应资金实力，不得用贷款资金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甲的行为不符合规定）。2019年6月，I私募基金以每股11.52元溢价收购G私募基金持有的部分E公司股份。2020年12月，E公司在创业板上市。经查，至2024年4月G私募基金清仓，甲净获利1236万余元。

　　2015年，丙为了感谢甲在其购买工业用地、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并希望继续获得关照，假借“做疏松蜡生意”名义向甲输送利益。一方面，丙在进行某笔疏松蜡交易时，事先与长期合作的疏松蜡供货商和采购商沟通商议价格、物流运输事项等，安排甲实际控制的J公司作为“中间商”与供货商和采购商签订合同，并要求采购商预付货款，将该笔“订单收益”（即从供货商与采购商之间赚取的差价）22万余元让渡给甲。经查，J公司在此过程中无实际经营投入（物流运输成本由丙实际控制的F公司承担）、不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另一方面，F公司长期从事疏松蜡购销业务，丙为向甲输送利益以获得关照，在F公司的疏松蜡交易过程中虚增J公司为“中间商”（原本由F公司直接采购疏松蜡再卖给其他公司，现由F公司从J公司加价购买疏松蜡再卖给其他公司），为保证甲稳赚不赔，丙不仅为J公司提供购买疏松蜡的资金、安排F公司员工代替J公司处理采购疏松蜡事宜、由F公司承担相关货物运输成本等，甚至承诺在保障10%利润的基础上加价回购疏松蜡以确保J公司的收益，甲对此表示认可。经查，丙通过向J公司定向加价采购疏松蜡，使甲从中获利共计97万余元。

　　第二，从客观上看，原始股具有封闭性、稀缺性、获利高度盖然性，甲不具有投资G私募基金以获得E公司原始股的资格，乙为感谢甲的职务行为强行要求G私募基金负责人同意甲投资，系为甲开辟的利益输送渠道。一方面，根据G私募基金及E公司相关合同规定，G私募基金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募集，甲不具有合同规定的投资G私募基金资格，乙通过对G私募基金负责人施加实质性压力（若不同意甲投资，则将削减E公司分配给G私募基金的原始股认购份额），使G私募基金负责人违背投资者适格原则被动接受甲使用贷款以其亲戚名义投资。由此可见，甲投资G私募基金间接持有E公司原始股完全依赖于乙作为E公司法定代表人与G私募基金的勾兑，是乙为甲量身打造、突破规则限制的特殊渠道，并非正常民事行为。另一方面，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参照《刑事审判参考》第1594号案例相关指导精神，拟上市公司的股份属于市场稀缺物品，普通民事主体难以获取，因其稀缺性而产生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公司上市后股份所具有的预期增值利益上。上市增值利益具有客观性，是一种物质利益，且该增值利益在股票上市后即可折算成货币，亦在“财物”的解释范围之内。因此，E公司原始股上市后所具有的预期增值利益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属于贿赂犯罪中的“财物”。通常情况下，原始股能带来巨额增值利益具有高度盖然性，甲在不具备投资主体资格的情况下，经乙安排投资G私募基金间接持有E公司的原始股，获取非一般人所能获得的巨额利益，不属于正常市场行为，实质上是乙为感谢甲此前的职务行为进行的利益输送。

　　第三，从主观上看，甲、乙双方对甲投资G私募基金将获得E公司原始股上市后的巨额增值利益具有清晰、明确的认知，二人达成以原始股为载体进行利益输送的行受贿合意。根据在案证据，2016年，甲投资G私募基金之前，E公司已完成上市辅导和股改，经营业绩指标明确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上市前景良好。乙为感谢甲在企业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并谋求进一步关照，不仅向甲告知E公司已完成上市辅导及内部股改，对公司上市有明确预期，还向甲透露了其与G私募基金签订的对赌协议内容，表示甲投资G私募基金没有任何市场风险，在E公司上市后可获得原始股巨额增值利益。根据甲供述，其对E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明确的了解和预期，明知乙是为感谢其职务行为以及谋求下一步关照，才安排其投资G私募基金持有E公司原始股，并知悉E公司原始股上市后将获得巨额增值利益。由此可见，甲和乙对于通过投资G私募基金输送E公司原始股上市增值利益具有明确的共识和预期，该原始股上市增值利益系甲职务行为的对价，二人具有行受贿合意。综合主客观因素，甲构成受贿罪。

　　本案中，乙为感谢甲在企业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的帮助，安排甲通过投资G私募基金间接持有E公司原始股，并告知E公司拟上市情况以及其与G私募基金签有对赌协议，甲无需承担市场风险，稳赚不赔。为使甲顺利投资G私募基金，乙向G私募基金负责人施压，暗示若拒绝甲参与投资将削减G私募基金认购E公司的股份额度，并将该额度交由H私募基金认购。随后，甲违规使用银行贷款资金以其亲戚名义投资132万元至G私募基金。甲、乙均明知E公司原始股上市后将获得巨额增值利益，甲投资G私募基金仅是掩盖权钱交易的外衣，而非正常的市场行为。因此，甲在E公司原始股上市后获得的巨额增值利益并非市场投资行为产生的，而是权钱交易的对象。只有将甲投资G私募基金间接持有E公司原始股后的实际获利数额全部认定为受贿数额，才能充分评价甲和乙以原始股增值利益为载体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经查，至2024年4月G私募基金清仓，甲净获利1236万余元，均应计入甲的受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