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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与科技创新规律内在冲突。银行业务建立在追求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平衡的基础上，本质是“基于历史看未来”。而原始创新具有高风险、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价值在于“未来预期”，早期缺乏可抵押资产和稳定现金流。两者在风险偏好和考核周期上存在根本性错配。另一方面，多层次资本市场存在结构性短板。天使投资、种子基金等“萌芽期”资本规模不足，真正“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稀缺。相反，大量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盈利压力下，投资阶段明显后移，追逐Pre-IPO项目。这导致资本供给在创新链上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最需要资本哺育的初创期反而成为“失血”最严重的环节。

　　在“科技—产业”循环上，应构建市场化的价值发现与风险共担新机制。一是建立健全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体系。大力培育独立第三方技术评估与转移机构，建立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深化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将技术交易额、转化收益等市场绩效指标作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从根本上扭转科研“重研发、轻转化”的导向。二是设立覆盖创新全链条的公共风险分担平台。由政府牵头，联合龙头企业、金融机构设立非营利性的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风险补偿基金，为早期技术项目提供种子资金、原型开发和商业化路径指导，以共担风险的方式降低跨越“死亡之谷”的门槛。三是优化国有资本在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考核机制。实施差异化、长周期的考核评价体系，将当前的年度考核模式逐渐转向与重大项目周期匹配的3—5年任期考核。同时，加快建立清晰的创新容错机制，明确在程序合规、尽职调研的前提下，因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损失可予免责，激发管理者支持长期创新的积极性。

　　在“产业—金融”循环上，应深化信息协同与金融服务能力建设。一是打造国家级“产业—金融”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整合工信、科技、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数据，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动态更新的产业图谱和企业创新数字档案，全面推广企业创新积分制，为金融机构提供可视、可比、可验证的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工具。二是推动金融机构向产业深度研究驱动的服务模式转型。鼓励大型金融机构在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行业专门团队或事业部，深度嵌入产业生态。支持其发展“投资+贷款+保险+咨询”的“一站式”综合服务，通过担任财务顾问、协助并购重组等，与企业构建长期伙伴关系，实现从“资金提供者”到“价值共创者”的转变。三是建设高效、规范、统一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交易与运营服务平台。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份额化交易等创新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真正盘活科研单位海量的“沉睡”专利。

　　在“金融—科技”循环上，应优化金融供给结构与市场生态。一是着力培育和壮大适配科技创新的长期“耐心资本”。优化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参与创业投资的考核机制，明确其长期属性，弱化短期收益考核。改进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模式，通过提高风险容忍度、让渡部分收益等方式，切实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阶段。探索设立专注于长期投资的“常青基金”。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与金融工具创新。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优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服务硬科技企业的精准度。加快发展知识产权证券化、科创票据、投贷联动等结构化产品。畅通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并购重组、份额转让等多渠道退出，构建“募、投、管、退”良性循环的股权投资生态。三是推动法律法规与监管规则的适应性调整。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商业银行通过子公司等方式适度参与股权投资的合规路径，为股债联动等创新服务模式创造条件。对银行投向符合国家战略的早期科技企业股权，可考虑给予更优惠的风险权重，引导银行资本支持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