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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描述了它的基本特征，即“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无疑，现代企业法律制度是与此相适应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在如何认识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上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即公司法律制度，现有的企业法律制度包括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和古典企业法律制度。有人认为，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不仅包括现代企业组织制度，还包括现代企业会计制度、现代企业人事制度、企业终止制度等等，是有关现代企业多种制度的总合。也有的人认为，现代企业制度不等同于现代企业形式，现代企业形式应是现代公司。作为一种企业法律制度，应着眼于所有企业，即使是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也必须着眼于规范所有企业。因此，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公司为核心，多种企业形态并存，任出资者自由选择的企业法律制度。它的“现代”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不同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时的企业制度；另一方面，也不同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法律制度。同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强调两个事实：一是《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这表明，公司制仅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途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范围应大于公司法律制度。二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虽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视现代公司的作用，但现代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在这些国家仍然数量众多，作为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不能拒绝对它们进行规范。从我国的情况看，我们也先后制定了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以满足企业形态多元化对法律规则的需要。

　　（二）确认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在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并且，在这两种公司中，都是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样，公司法就确立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其含义是：股东仅对公司负责；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负责；股东不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原则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曾引起一场轰动。有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评述，“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应该肯定地说，有限责任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公司（企业）所有股东，包括国家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自然人股东。由此，它调动了所有投资者的积极性。需要说明的是，有限责任仅就出资人而言的，它不适用于公司，公司应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设立须具备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9条和第73条的规定，设立公司应具备“人”、“物”、“行为”和“组织”方面的要件：（1）设立人应符合法定人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除国有独资公司外，应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有5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但是，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方式设立，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2）设立公司必须符合物的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公司的注册资本应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根据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内容的不同，其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分别为人民币10万元、30万元和5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另一方面，公司都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3）设立人必须共同制定公司章程。章程是公司运营的自治法，在公司事项的审判和仲裁中，章程具有适用顺序优先的地位。因此，法律所要求的“共同制定公司章程”，不仅要求设立人共同参加制定公司章程，还包括设立人应无一例外地同意公司章程的条款。（4）设立公司应符合公司组织的条件，即要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此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筹办事项应符合法律规定，包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等。

　　二是公司解散。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解散：（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2）股东会决议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上述解散情形出现时，除公司合并、分立免于清算外，公司均必须进行清算，清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完成公司注销登记，公司法人资格才告消灭。在行政执法的实践中，常有吊销公司法人营业执照的情形。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否意味着公司法人资格消灭呢？否。公司被吊销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只是意味着公司被依法撤销。此时，公司不能再进行经营活动，但需要在清算后才能注销。否则，公司不进行清算就终止，将意味着对公司债权人的侵害。

　　法定资本制在国外公司法中曾居主导地位。所谓法定资本制，即前述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中的做法。这种制度的优点是，有利于健全公司的财务结构，稳定公司资本，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缺点是，由于公司成立之初就将大批资金集中到公司，而公司的经营是逐步开展起来的，易于造成公司资金闲置，导致不应有的低效率，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1937年，德国股份法首先借鉴英美法系授权资本制的经验，改变多年奉行的法定资本制，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仿效。现在，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已普及于大陆法系各国，即公司设立时由公司章程规定两个资本额，即公司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发行股份的数额。公司设立时，股东仅需认购章程规定的第一次发行的股份。其余股份，在公司设立之后，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募足。这种制度使公司较易设立，降低了公司设立成本，也避免了公司过早筹措过多资金造成公司资金闲置的问题，符合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效率原则。

　　“有限责任”待遇最早仅给予股份公司股东。而股份公司刚刚出现时，无疑都是多投资主体建立的企业，因而被称为社团法人。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也需要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出资人不享有“有限责任原则”所带来的利益，则无法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中小企业难以发展。所以，人们产生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需求。适应这种需要，1892年，德国人创造了有限责任公司，并为各国所仿效。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由两个以上股东建立。于是，一人建立的企业的股东对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需求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出出来了。开始，仅有个别国家允许设立一人公司，而多数国家不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但允许公司设立后出资人将出资转让为一人占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国家日益增多。当前，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比利时、丹麦、荷兰、卢森堡、我国澳门等国家（或地区）以及欧盟均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日本等国还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情况下，各国公司法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强化了一人股东对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如同一自然人不得设立数个一人公司，一人公司或其他法人不得成为一人公司的唯一股东。有些国家还规定了一人公司股东的特殊公示义务和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特定情形。

　　公司法本是国内法，但是公司法涉及资本流动和商事交易，而资本流动和商事交易不可能局限于一国之内。因此，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公司法国际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一方面表现为国际公约，譬如1956年《承认外国公司、社团和财团法律人格的公约》（海牙）；另一方面表现为地区性的法律规范，其典型代表是欧洲公司指令，它起着协调欧盟国家公司法的实质性作用。公司法的国际化趋势还反映了英美法系公司法和大陆法系公司法的相互影响。由于公司法的发展与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相伴而行，而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企业组织的客观要求，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两系公司法的融合。这种趋势使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国家公司法的完善必须突破一个国家的范围，并注意吸收各国公司法发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与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是我国立法机关制定的第一部系统规定公司事项的法律。自1994年7月1日实施之日起，至今已有六年多。毫无疑问，它对我国恢复建立公司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走公司制之路，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由于颁布公司法时，我国刚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实践对公司法规则的需求不及今日，因而公司法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缺陷。伴随社会投资和公司实践的迅速发展，人们也提出了许多应由公司法解决的新问题。譬如，依现行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大会应由董事会召集，董事会应由董事长召集，但实践中屡屡出现董事长不召集董事会，尤其是有的公司的董事长丧失了任职资格或者涉嫌犯罪时，惟恐被罢免，自己不召集董事会，也不指定副董事长或董事召集董事会，因而股东大会也无法开成。这表明，现行公司法的规定还有缺陷。因此，公司法应尽快进行适当修改。

　　3、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设立公司的手续，可在公司法修改中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这种作法，废除的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为保证公司的成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公司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仍是必要的。从公司设立的特许主义到公司设立的行政许可主义，再从公司设立的行政许可主义到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每一次过渡，都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竞争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而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反对限制竞争的一大飞跃。因为，它不再给任何一个投资者以设立公司的特权。同时，由于设立公司的准则是载入法律的，最容易使社会公众知晓。因此，设立公司的准则主义极大地提高了公司设立的透明度。当然，在实行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之后，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仍可存在。

　　4、进一步明确公司设立中的责任。现行公司法已经规定了公司设立中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无疑，这些规定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显得不够充分：一是没有注意到在公司设立的后期，董事已经选出，他们应承担公司设立中的一定责任；二是没有注意到发起人在募足股份方面的责任；三是没有考虑验资机构在验资中的民事责任。在此次公司法修改中，建议在上述方面有所改进：（1）公司设立时发行的股份，在公司成立后仍未认足，或者虽认足而未缴足股款，发起人和公司成立时的董事负连带缴纳股款的义务；（2）董事、监事就任后，应立即调查公司设立事项。董事、监事未履行该义务而使公司和第三人受到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发起人也承担责任的，该董事、监事、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法定验资机构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出具不实的验资证明，应对公司或者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6、引进国外“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虽然，我国公司制度恢复时间不长，但在实践中控股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利用“公司”进行欺诈，规避合同义务、税收义务和社会义务的情况已绝非罕见。依照现行公司法，在出现上述现象之后，行为人仍可以以“承担有限责任”为由而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如有的母公司设立几个子公司，财产、帐户、董事会的大部分组成人员都是混同的；又如，有的控股公司视子公司的财产为自己的财产，长期挪用子公司的资金为自己还债，并要子公司为自己的多项巨额债务提供担保，以致子公司被拖垮，显然，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上述行为的实质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就应总结我国公司实践的经验，借鉴国外行之多年的有效作法，采取相应对策，即规定股东在违反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时，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改革现行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制度。自1979年7月以来，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即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一直实行董事会为公司权力机关的制度（国外均采用此种做法），没有在董事会之上设置股东会。无疑，这种体制不同于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制度，但已运行了20年。现在有必要认真总结其经验，考量一下有无可为公司法吸收之处。即使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特殊性过多，不便为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所借鉴，也要充分注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少的特点，多设计一些便于召集股东会和股东议决的方式。譬如，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对应作出的决议表示同意，无需再召开股东会会议；或者，经全体股东同意，可以不经过召集程序而召开股东会会议。

　　2、改善董事会结构，强化董事责任，是健全和完善公司组织机构的基本要求。目前的问题：一是董事会构成不合理，缺少反映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二是现行法律规则尚缺少董事不履行义务的救济措施；三是董事会内部的监督不足。所以，必须进一步健全董事会制度，强化董事承担责任的机制。一是采用“累计投票制”，使中小股东能有机会选出他们信任的董事；二是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中设置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使公司的运营注意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三是健全董事会的监督机制。在对董事长、经理进行监督的同时，应制定董事履行相互监视义务的规则；建立董事（特别是董事长，以下相同）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规则。在实践中，公司致他人损害，往往是由于董事在执行职务中有过错。或言说，公司和董事实质上是损害他人利益的共同侵权人。仅由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不足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而且有过度宽容有过错董事和使董事逃避责任的问题。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应制定董事因执行职务中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则，以避免董事滥用职权，尤其是避免董事长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同时，由于仅将董事承担责任的范围限定在因其故意和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也避免了董事过度承担责任问题。

　　3、健全监事会制度。应对监事任职的业务资格作出规定，强调其或懂经营，或懂财务会计、或懂法律；应强化监督手段，包括赋予监事会调查、聘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公司财务等职权，以使对董事、经理的财务监督成为可能；应赋予监事会在特定情况下代表公司的职权。当董事特别是董事长的利益和公司发生冲突，并因此而酿成诉讼时，董事长无法代表公司，应由监事会代表公司，以保护公司利益；应建立外部监事制度，即经过法定程序，由股东代表、公司职工代表以外的监事进入大中型公司监事会。由于他们具有独立性，较易实施监督职权因此需要健全监事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制度。为使监事忠于职守，应对监事不执行职务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即监事应实施监督而未实施监督，当董事、经理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应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

　　制定公司法时，恰逢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权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放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至于国有企业如何为成为公司创造条件，公司法则不必过问了。